天静轩

一、胡适早期的办报经历和西方文化对其的影响。

胡适家族原本是经销茶叶的茶商，到了胡适父亲胡传才考取了功名走上读书取仕这一条道路。胡适从小所接触的也是传统的儒家文化，直到1904年来到上海进入了梅溪学堂后才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来到当时中国最为繁荣的也最为近代化的大上海，胡适的思想开始渐渐的成熟，接触的很多东西都是其从来没经历的事物和思想使胡适对传统的文化产生了质疑。当时先进的国人急切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严复译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论》，正在这时风行海内。他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给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失望悲观的人们指出了新的希望，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胡适也将其表字改为适之，最后将名字由胡洪改成了我们熟悉的胡适。也就在这个时期《新民丛报》和《民报》的大论战爆发了。面对大声疾呼宣传排满的革命思想的《民报》与梁启超所编《新民丛报》宣传的改良主义，胡适更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新民丛报》。在上海求学的这段时期，严复和梁启超的思想对胡适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也暗示了其在以后历程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态度。而在上海读书时期对其新闻思想有着最大的启蒙作用的事情却是参加竞业学会，并投身于一份白话旬报的建设中，那份报纸就是《竞业旬报》。许多人在研究胡适的新闻思想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份报纸作为胡适传媒生涯的开始。胡适对这一段既当作者，又当编辑，兼做记者的事业，自己作了一个总结：“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1）

1909年他通过了留美资格考试。在美国生活和政治的熏陶下，胡适开阔了眼界，振奋了精神，深刻地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说：“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责任。”（2）胡适坦言其内心对中国的政治热情不减，胡适一生在致力于学术探究的同时，努力通过创办报刊来表明对时局、政治的见解。这也是胡适对于新闻事业的态度。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和《新青年》

二、胡适的改良主义精神和社会精英情节

关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1917年1月胡适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引发了这场关于新老文化的论战，并于同年回国后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办《新青年》的最初几年，胡适“看到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之后就决定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新的基础，他要的是一个“纯文化运动”，因此他曾这样评价新文化运动，“我们那时可以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3）在胡适的早期思想中，文学改良才是根本，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于是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而希望以学者的身份对中国民众进行启蒙。所以他和李大钊展开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希望将李大钊极力鼓吹的带有浓重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从新文化运动上清除出去。他把宣传主义同解决社会具体问题对立起来，提出要“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种种主义，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名，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谩骂宣传主义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他否认阶级斗争，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因此形成阶级对立，产生阶级斗争。他反对通过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主张只可以对一个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作一点一滴的改良。（4）

其改良主义精神继承于梁启超，而在哥伦比亚研究院时他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并成为其终身信徒。因此他将实用主义的观点带入了与李大钊的论战之中，但是在胡适的思想中改良主义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和平渐进的改革是胡适为中国现代化所设定的路径，在其看来，实现中国现代化，进行社会启蒙、唤起民众的任何是落在少数知识精英的身上，所以在他早期的办报活动上对象均为为数不多的知识精英。在他看来《新青年》当时的人才力量是十分强大的，汇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他期望在这些精英的汇聚在一起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顽疾，但是他害怕马克思主义这样猛烈的革命，他害怕中国像俄罗斯十月革命一样经历翻天覆地的变革，他所期望的是一个平稳的、有强大政府主导的改革。胡适在创办《努力周刊》后，第2号上发表由16位知名学者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第一要必须有政府；其二期望有个好政府。指出“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以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对“好人”的期许，蕴涵着胡适派学人群对“精英政治”的向往。胡适明确道出,“凡私德纯洁的有智识者，能用牺牲的精神，作负责的行为，就是好人。”他所举证的“好人”——“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除了三个是政治家外，其余皆是知识精英分子。就职于高等学府，用报刊传达思想，是在向有高度选择性的受众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同时，将所有的问题都导向“少数人的责任”，希望通过精英分子去改良社会的文化政治风气，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这些都充分的体现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这也和其思想启蒙老师梁启超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胡适的独立自主的办报精神以及自由主义办报思想

在胡适的思想中却有梁启超所缺乏的东西，那就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民主思想。坚持对社会和公众认真、负责、谨慎的评论态度是胡适从事新闻活动的一个重要观念。他认为报刊不应该流于一种消极的反抗情绪和盲目、轻率的批判，而是应该积极的承担其对国家进步的责任。他声称，“在这个本来不惯政党政治，近来更厌恶政党政治的中国，今日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他将这些政论家视为是挽救国家，改变现状的途径。像前述的社会精英思想，政论家应是无党派的，超然的，没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能够忽视他们的告诫。“留一两个人独立于政治党派之外，也是给国家培养一点元气。”胡适希望他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两在党之间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平衡力量”，，对于时局的挽救，系于自由主义者在政府和少数党中担起领导作用，“中国只有出现一个自由主义的集团，才能保证有个好政府，才能保证进步，走向安定。”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出现在报刊上的胡适已俨然是一个独立与超然的政论家，对时政进行抨击，对政府提出“善意的批评”，以期“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基于这种理想，他创办过很多独立政论报刊来阐述他的思想和作为挽救国家的尝试。从《努力周报》、《新月》到《独立评论》，所创办的刊物都是作为“共同意识”扩张的论坛，而胡适于此间更显主动性。

结语

胡适终身奉行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理想，力图用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同整个黑暗、暴乱、躁动的社会抗衡。然而纵观其一生，极力用新闻媒介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思想，为社会改良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终归失败了。但是他所倡导独立自由的媒体思想作为舆论的喉舌和对政府施政的一种咨询、补充，其进步的意义将是当今人们所应该继承的精神。